都城国人对法令的怨言，主要在“惩疲”法条。所谓惩疲，就是惩治懒惰懈怠和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分子。《周礼》称这种人为“疲民”，所以惩治这种人的法令便称为“惩疲”。卫鞅颁布的奖励军功、奖励农耕的法令中同时规定，对这种“疲民”给予严厉惩罚：无论农工商人，凡是因为懒惰、懈怠而贫困者，一律罚为官府奴隶，男人做苦力，女人做仆婢；凡是有业不操而游手好闲者，一律罚为官府奴隶，强迫劳动；凡罚为奴隶者，夫妻不得同居，家人不得同事一主。更严厉的一条是，主犯家长一生不能恢复为自由籍的平民。
对于这种惩罚，忠厚勤劳的人们自然不会反对，也不会有怨言。但忠厚勤劳者一般都谨慎怕事，影响力很小。大发怨气的是各种疲民。这些人都很刁钻强悍，通常专门靠欺压良善、敲诈商贾、偷鸡摸狗、抢劫财物为生。还有一种“富疲”，由于家道富裕不缺钱财，便不事劳作，逃避兵役，专门游荡四方，做游侠式的好汉。这种人有威望有能力有武功，影响力很大，是疲民之最。更有一种家道中落的“士疲”，识得字，读得书，偏偏下不得苦。文不是文，武不是武，或整日在市人中摇唇鼓舌评判是非，或在官府吏员中传播道听途说的各种流言，或帮着“富疲”出谋划策蹭饭吃。这种“士疲”对惩治疲民的法令骂得最为刻薄尖酸，说惩疲法令是“蛇蝎心肠，有损阴德”，是“老妪当家，阴气到罢了，对么？”白缙高声笑道：“顿开茅塞！对，是这个道理。”
三人同声大笑，觉得心情特别舒畅。西弧吩咐摆酒，三人便开怀痛饮起来。
孟西白三家虽说不是宗室贵族，然而却是百年功臣贵族。虽说他们有功劳不怕除籍，但他们家族百余年来与宗室贵族相互通婚结亲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血缘网络。这些宗室贵族中的无功受禄之辈，和他们的家族可是荣辱相连，这些“贵疲”求他们帮忙设法，他们岂能坐视不理？再说，他们从一开始就视卫鞅为异类，眼见他气焰大长，今后也很难重用他们这些贵族，心中又岂能安宁？想来想去，他们觉得先找嬴虔探探风向最好，如今对风向有了如此判断，岂能不开怀大笑？
整个四月，流言飞走，怨气弥漫。勤劳宽厚的国人庶民本来拥戴变法，对新法令的奖勤罚懒从心底里赞同。但是，在漫天飞走的流言怨气面前，也觉得新法过于严厉。象私人打架要惩罚苦役，路边倒点儿柴禾灰要砍掉三根手指，量地亩时每步超过六尺要砍掉四个脚趾等等，宽厚勤劳者也觉得大不方便。谁都有无心之错，可是新法令连改正错失的机会都不给你，一旦有错就行刑制裁，轻则苦役，重则刑治，不死便伤，一生都要留下耻辱的烙印。心念及此，老实人也觉得胆颤心惊，纷纷跟着埋怨起来，竟是忘记了新法将对他们带来的根本好处。
朝野山乡，底层上层，穷疲富疲士疲贵疲们第一次有了自发的共鸣。他们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对新法骂骂咧咧，对左庶长卫鞅恶毒诅咒。老实人不自在，疲民们不服气，各种怨气便漫无边际的流淌开来，一时间，新法竟是陷入人人侧目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。
三、老秦世族顶风仇杀
进入五月，正是农家大忙的时节。
渭水平川的农夫们，一边要收割大麦、小麦，一边还要种下谷子、豆子、荞麦，同时抽空在菜园栽下夏葵菜。这时，人忙、地忙、牛马忙，整个田畴一片紧张活跃。但令人揪心的是，这个季节也是私斗最高发的季节。争地、争水、偷盗庄稼、抢劫牲畜、催讨债粮，以及趁着忙乱报复仇家等，无一不是大起争端的茬口。每逢五月，各国间的战争也都基本停止，官府都全力以赴的督导农事，解决各种突发的争端和私斗。秦国的五月，更比东方国家紧张。以实际而言，秦国还是井田制，八家一井，共用水渠水井。非但井内八家有争地争水和承担公田劳力多少的纠纷冲突，而且井与井之间也经常有争地争水的冲突，牵扯两井十六家，动辄便发生大规模械斗。再者，秦国的村落氏族制还相对完整的保留着，一有冲突便是全村出动，如同一场小型战争。但最重要的还是民风使然，对私相血斗习以为常，甚至引以为荣，经常会因为小小争端而大打出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