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共产国际！”于毅夫惊喜地看着老同学，“你了不起，干起了国际共产党。 好，你说吧，需要我帮什么忙，尽管开口。”
方文正色地说：“我们组织想了解一下东北军对鄂豫皖边区红军的军事计划和行动。”
于毅夫考虑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虽然我提供不了全部的材料。但据我掌握的材料，也能给你们提供十之七八。好，我愿做东北军司令部中的革命耳目！”
从此，方文便秘密住在于毅夫家。于毅夫家是个四合小院，偏北的一间房留给方文居住。这间房就成了他的秘密工作室。同时，方文也将携带的微型的照像器材隐藏在屋内一个角落里，供工作之用。
一天夜里，于毅夫拎着一个大皮箱走进了方文的居室。
于毅夫将皮箱放在桌上，高兴地说：“老同学，看，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。”说罢，打开了皮箱。方文凑过来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只见皮箱装着满满的军事文件和作战地图。
“啊呀，你这不是把东北军的机要室都搬来了嘛！”方文急忙安置好翻拍架，卡上照相机，调好焦距。于毅夫则内行地将一盏台灯移过来。
“咔嗒、咔嗒。”室内静悄悄的，只能听到照相机摁动快门的声音。
三个小时过后，总算将文件和地图拍完。
方文拍着于毅夫的肩说：“毅夫，首先我代表组织谢谢你。其次，我要劝你，今后万不可大批量地偷拿司令部文件，万一被上级知道了，暴露了你的身份，岂不坏了我们的事业。”
于毅夫诚恳地点了点头，“放心吧，老同学，今后我会格外小心的。”
在东北军的工作进行之时，上海情报小组的成员柳忆遥从上海赶来向方文报告，他在山西省军阀阎锡山司令部发现了有用的线索，请他考虑是否录用。
当时在华北有两个被蒋介石利用的地方军阀，一个是东北军，另一个是阎锡山的山西军。现在已在东北军里有了于毅夫，正应在山西军里寻找革命的耳目，如在那里也找到可用之人，则华北工作的组织问题基本上解决了，所以柳忆遥的消息使方文十分兴奋，连忙追问详情。原来山西省省长赵戴文的儿子赵宗复是北平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，很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点工作，在他毕业回山西之前，主动找到老同学柳忆遥，说如有用得着他的地方，他一定尽力而为。赵戴文是阎锡山的老师，他的儿子如能为革命工作，就等于在阎锡山身边安置了一枚重要的棋子，这样的人，正是组织寻求的理想对象。方文初步同意接收他，并接受柳忆遥的建议，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，正式和赵宗复谈了一次话。赵宗复返回山西后，将阎锡山与日本秘密勾结，对蒋介石貌合神离，待机而动的情况，及时报告给组织，为共产国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材料。
就这样，情报组织中的中国情报战士，从南京到香港，从上海到北平、太原，编织了一个卓有成就的情报网，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绩。为此，莫斯科总部不止一次地来电表扬佐尔格领导的情报系统，称赞他们“快捷、准确”地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报，及其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绝密信息。
第5节 在另一条战线上
这是远东一条斗争战线，它像世界上许多无形的街垒一样，是一场暗中的较量。
——理查德·佐尔格
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系统的负责人，佐尔格不仅指挥着手下的情报人员出生入死，而且自己往往也战斗在最前沿。
为了搜集帝国主义列强帮助国民党政府进行不义战争的军事资料，佐尔格常常在南京的“国际俱乐部”和“扶轮俱乐部”里一连呆上几个晚上，诱使他的交谈伙伴——那些军官朋友酒后吐真言，而他在这种时候却始终得保持清醒的头脑。他从德国搜集到许多关于这些军事顾问的背景情况，使他在与他们周旋应付中始终占据主动。
1931年底，佐尔格从南京顾问团上校专家勒贝尔博士处获悉，在柏林的埃贝尔贝克不久前签署了一份合同，即将出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。
佐尔格立即设法会见了这位“一战”中的老战友。在他们的交谈中，佐尔格了解到，德国军队将秘密帮助国民党军队设计一种新型的山炮。这种大炮是在弹道学家赫尔曼·克兰茨教授，以及柏林军事工程学院的威廉·施维宁教授指导下，由工程师们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后，加以改进生产的。生产这种武器是德国康采恩秘密军备计划中的一项，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生产大口径、远射程的火炮，所以国防军通过他们的技术顾问，与瑞典波福尔斯工厂合作，准备在中国试验一下他们生产的武器性能。波福尔斯工厂计划在1932年用首批生产的48门山炮装备南京军队的两个炮团。运送时，首先要把大炮拆分成八个部分，每一部分都重达百公斤以上，用八匹骡子通过没有公路的地区运往阵地。而佐尔格的另一位战友戈特弗里德·吉尔贝特上尉负责培训中国炮手。训练学校就设在距南京蒋介石官邸以南，约18公里远的汤山，那里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射击场。
这些情况引起了佐尔格的高度重视。他立即指派他的中国助手通过关系秘密复制了该校的建筑草图、设计图和测绘资料，并迅速向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敌人的最新装备情况，使其及时做好战斗准备。
通过情报小组与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交换渠道，这个情况很快转到了江西红军总部。后来，当国民党军队得意洋洋地用大批骡子运输队运送这些新式山炮时，出乎意料地遭到了红军爆破小组和赤卫队的袭击。一路上，打打停停，使运输队损失过半。等把剩下的十几门山炮拼装好，秘密架设在赣南红军指挥部附近时，红军主力部队已敏捷地撤出了火炮攻击的范围。
德国军事顾问苦心经营的“大炮计划”失败了，德国兵工专家期待的那种“炮轰效果”也无法核实，最后不得不暂时中断对国民党炮兵团的补给和培训。
此外，佐尔格情报系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即观察国民党军队武器和装备，以便从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估计。由于大部分进口武器都是经港口运进内地，并在上海的大银行里结算费用，所以这项调查工作相对容易。中国军备生产如同后勤仓库一样，也高度集中。南京的兵工厂也叫军火库，是供应陆军和空军现代武器的最大补给中心。佐尔格成功地搞到了一张南京军火库的方位蓝图，并拍摄下来送到了莫斯科。
当时，江西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约65000人，然而，这些部队却只有不到四万支枪。换句话说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只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部队有枪枝。
在同国民党匪军的激烈战斗中，英勇的红军战士不得不用长矛、大刀来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。武器成了红军部队的头等大事。在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之际，中央特科转来了一条情报：希望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能为红军盗运大批武器。
上海的码头，成了外国向中国输送武器的集散地、中转站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每天至少有上万支枪械从此运走。
佐尔格派出了精悍的情报人员开始活动。因为他发现国民党的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到处蔓延着营私舞弊、腐化堕落之风。一切都为了钱，用钱可以达到一切目的。国民党军官们为能够住进最昂贵的外国饭店，去旅行者的夜间酒吧和欧洲人开的妓院里鬼混，经常偷偷地出售武器，换取美元。德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军械员更是不愿放过赚钱的机会。
终于，有一天从德国开来一艘几千吨级的货船，上面装满了步枪和子弹，估计有七八千支，子弹不计其数。负责此项接收工作的是国民党后勤部门的一名上校陈少堂，和德国驻南京兵器检查员冯·霍恩哈特上尉。
陈少堂是个极其贪婪的人，对金钱的欲求甚至达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。而霍恩哈特虽然规矩一些，但迫于家境也常干些铤而走险的买卖。
佐尔格早就掌握了这两个人的底细，于是便派遣情报员米申来完成这个任务。
康斯坦丁·米申，俄国人，曾在俄军通讯连服役。日俄战争期间被日军俘获，送到东北关押。后来，他获释来到哈尔滨，在此认识了马克斯·克劳森。从此，他改变信仰，坚定地加入了共产国际的战斗行列中。由于在中国多年，米申精通汉语，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。此外，他的德语讲得也不错。
米申西服革履，装作一位很有钱的白俄富商，找到了霍恩哈特。经过一番试探性接触后，他开始行动了。
一天，米申对霍恩哈特说：“我必须向您说实话，我不是什么商人，我是沙俄白卫军谢苗诺夫将军的特派代表，我们需要军火。”
霍恩哈特听了并不吃惊：“谢苗诺夫的部队不是驻扎在华北，有日本人供应他武器嘛，难道军火还成问题？”
米申认真地说：“日本人是不可靠的，他们只提供少量的武器和借款，还要求将军的部队必须打到雅库茨克，否则就断绝军火……你是知道的，苏俄红军已壮大起来，我们的部队反攻谈何容易？如果没有足够的军火就更别想打回俄国去了。”
霍恩哈特答应考虑考虑，二人约好明天再见。
为保证骗局的真实性，第二天，米申约霍恩哈特来到白俄流亡者常常聚集的一家小酒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