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因与华尔顿有约会，呆了一会儿就走了。这时特务已经跟踪到了旅馆，就住在曾的隔壁，误以为陆海防是刘思慕，将其逮捕。
不久，华尔顿也失踪了。黄维佑见势头不妙，立刻领着曾菀和三个孩子以及保姆，住到了法租界的沧州饭店。
两天后，刘思慕自津抵沪，下了火车就直奔东亚旅馆而来。当走到东亚门口时，看见有特务守候，便知道大事不好，匆匆离开旅馆，就在《申报》老朋友吴景崧的家里借住了一夜。次日给黄维佑打电话，才到沧州饭店和家人会合。
黄把华尔顿失踪的消息告诉了刘思慕夫妇，大家都认为上海已留不得。刘思慕全家便在留德时的同学程其英家中躲蔽起来，准备伺机离开上海。程其英因与王陵基的姨太太关系很好，便打着这个四川大军阀的旗号，巧妙地掩护了刘思慕一家。而因为这些特殊关系，特务们虽然一度发现了刘思慕等人的行踪，最终还是让他们成功逃脱了。
几天后，刘思慕一家来到苏州，躲在另一位朋友陈正飞家中。随着风声越来越紧，国际情报组织的大部分人员都失去了消息。于是，刘思慕决定到太原投奔留德同学杜任之，让他帮助寻找中共党组织，让曾菀和孩子暂留苏州陈家等候消息。又经过许多曲折，最后刘思慕夫妇在山东泰安会合，在冯玉祥将军的掩护下脱险。
刘思慕，脱险后去了日本。1937年回国。曾先后在上海、武汉、云南从事抗日宣传工作。后转赴香港，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。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解放后任中国世界史研究所所长。1985年2月21日病逝。
川合定吉的使命
1935年1月，东北。
呜——！平沈线上一列客车在行驶。
车厢软卧中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他西服革履，气宇轩昂，默默地注视着窗外飞逝的景色。
“笃笃！”外边传来粗暴的敲门声。年轻人把门打开，两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闯了进来，命令他拿出证件。
年轻人看了他们一眼，傲慢地掏出证件。待日本宪兵看后，其中一个恭敬地说：“原来是特务机关的人，打扰了。”两名宪兵急忙走出去，将门轻轻关上。
此人是日本人，名叫川合定吉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，曾在《上海新闻周报》作过记者。1929年由佐尔格发展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。1930年通过日本外务省北京特使的翻译副岛隆规，认识了关东军参谋部参谋长阪垣大佐。坂垣对川合的学识特别赏识，拉他加入了日本特务机关。到1935年，川合定吉已是哈尔滨特务机关的一名少佐课长。五年间，他通过他的联络员、现任奉天宪兵队翻译的副岛隆规，共偷运、复制了370多份秘密文件，由中共北平特科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。
佐尔格称赞他是“英勇的情报战士”。华尔顿把他誉为“我们最忠诚的朋友”。
此次，川合定吉准备赶往北平，会见华尔顿派来的情报员。
到达北平后，为避人耳目，他仍旧用《上海新闻周报》记者的身份登记住宿。
中午，他的中国联络员杨青林如约来到他下榻的六国饭店。
杨青林，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，中共北平特科成员。长期潜伏敌穴，多次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，并广泛搜集敌人的各方面情报，是位机智勇敢的情报战士。1931年，奉党组织的指示，肩负起共产国际秘密联络员的使命。
川合定吉见到杨青林后非常高兴，两人在东交民巷找了一间咖啡厅坐下来。
“华尔顿同志有什么指示吗？”川合定吉问道。
“有。”杨青林四下看了看，低声说：“他让你密切注意苏联边境上的日本关东军的动向。有迹象表明，他们要发动对苏进攻。”
川合定吉点了点头，“请你转告华尔顿同志，这一直都是我工作的重点。”
杨青林又将华尔顿的最新密码交给了川合定吉。两位战友在依依不舍中惜别。
第二天，川合定吉赶到奉天，把上级的最新指示传达给副岛隆规，随即乘火车返回哈尔滨。
2月15日，川合定吉以哈尔滨特务机关少佐的身份来到了边境城市绥芬河。
在以后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，川合定吉先后考查了绥芬河、东宁、虎头、饶河、抚远、黑河等边境地区。他发现日本关东军正加紧构筑要塞，筑垒区域。而且，他发现这些大型的军事设施都建筑在距苏联边境十几公里远（甚至是几公里）的地方，完全是进攻型工事。
同时，他还发现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浅野大佐训练的白俄部队第1野战情报队也频繁在边境地区出没，看来是随时准备渗透到苏联去。
年初，白俄事务局在哈尔滨成立，利用白俄整理俄文文件和记录，对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进行侦察，并建立了白俄特殊移民区和白俄森林警察队，以达到以俄治俄，进而以俄反俄的目的。
3月初，川合定吉回到了哈尔滨。他顾不上休息，立刻将沿途所搜集的材料加以系统整理，然后带上材料乘火车去奉天交给副岛隆规，让其转交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。
3月5日，就在川合定吉交给副岛隆规情报的第二天。关东军参谋部派人来找他，说有一位远道的同事要见他。
一路上川合定吉心事忡忡：远道来的朋友，还通过参谋部的人来找他，莫非其中有诈？
川合定吉来到司令部下属的官佐宿舍会客厅，静静地等待着。他不知他将面临的是什么。
十分钟后，房门一响，勤务兵将一名身材高大的军官引了进来。
“川合君，你好哇！”那名身材高大的军人笑呵呵地问候他。川合定吉一愣，随即认出，来人竟是自己的好友、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参谋武田义雄。
1929年，川合定吉在《京都新闻》任记者，他以一个诚实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和平主义战士的身份同日本、中国的进步同事们，以及反帝组织进行公开和地下的广泛接触与交往。并以“黑山敏夫”的名义发表评击军国主义的文章。为此，东京警视厅将他拘捕。武田义雄很欣赏他的才华，便以军部参谋的身份将川合定吉保释出来，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。
事隔五年，两人异国相逢，自是格外高兴。
“武田君，怎么会是你！”川合定吉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放。“噢，升到了中佐了。”
武田义雄笑着说：“我现在已是日本驻苏联的副武官。这不，关东军参谋部搞了一个苏俄战略研讨会，请我来参加会议的。会上，我遇到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安藤麟三将军，他说你在他们那里，而且就在奉天公干。所以，我就找上门了。”
“武田君，你我五年不见，一定好好叙谈叙谈。今天晚上我请客。”川合定吉热情地说。
入夜，武田和川合在沈阳一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“菊池料理”坐下来，喝酒谈心。
在一间典型的日本房间内，两人坐在榻榻米上。他们的面前摆放一张精制的黑漆楠木桌，桌上摆放着生鱼、青菜、豆腐、肥牛、鸡片……还有一瓶日本米酒。
“想不到哇，”武田给川合斟上酒，“一名和平主义者，竟穿起军服，拿起武器，加入了战争的行列里。”
“我也没想到，”川合也给武田斟酒，“积极反共、仇视苏俄的军部参谋竟当上了驻苏俄的副武官。”
“这么说，我们二人都有所改变，”武田举起酒杯，“来，为我们双方的变化干杯！”
“不，还是为我们的重逢干杯！”川合说道。
“咣！”两只酒杯碰到一起，两人一饮而尽。
“川合君，能告诉我，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川合定吉当然知道武田义雄问的是什么。
“我想，我做情报工作是能胜任的。”川合定吉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
“你已放弃你的信仰和主张了吗？”
“不能说放弃，只能说我开始用比较成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那些东西。”川合定吉平静地说。
“是啊，时代变了，我们是该重新审视一些我们原以为是对的东西了。”武田义雄说道。
“比如？”川合定吉非常想知道武田在想什么。
“比如，”武田义雄用筷子夹了片鸡片，蘸上佐料，放入口中，“比如，苏俄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，那是个很有生机的国家。”
“真的吗？”川合定吉眼中露出了赞许的目光。
“当然是真的，不信你可以去看一看嘛！”
川合定吉心里舒服了许多，不管怎样，武田义雄还是那个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。
午夜，两人离开“菊池料理”，漫步在清故宫附近的碎石路上。
“川合君，你们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对苏情报侦察的大本营。关于日苏之间的关系你怎样看？”
“日苏历史上就有宿怨，眼下又因意识形态的不同，而水火不容。我看，日苏间早晚会有一战。”
武田义雄停住脚步，“以你的判断，这场战争会何时爆发？”
川合定吉也停住了脚步，“也许五年，最多不会超过十年的！”
“那就让时间来验证你的论断吧！”
“只要我们大家还活着，都会看到那一天的。”
两个好朋友，两个好同事，就这样分手了。然而，他们双方竟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。其实，武田义雄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特别情报员，后来创建了二战情报史上赫赫有名的“梅杰姆”小组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