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没问题，”孙文凯说，“教友们都有反日情绪，跟日本人斗争，他们是愿意的。”
“孙教士，你是信仰上帝的人，如果让你去破坏日本人的设施，你能做到么？”秋世显问。
孙文凯笑了笑，“耶稣说过，万恶的事物是有必要铲除的！”
秋世显听了，和洪德锡都笑了起来。
几天以后，洪德锡和孙文凯为了表达自己的抗日决心，竟一连点燃了天德昌店的席子堆、铃木君正特许制造所等好几处日军后勤基地。秋世显对二人大胆果敢的行动十分赞赏，将二人调入核心组织，协助自己工作。
秋世显叮嘱他们说：“干我们这行要注意保密，平时不要到人烟杂乱的地方去，不要住小店，不要看戏看电影，多团结工人兄弟。”
洪德锡问：“世显，当差的行不行？”
“尽量不要发展这样的人，他们都靠不住，”秋世显加重语气说，“而且，这样的人最容易暴露。”
洪德锡点了点头，“我明白了！”
这一时间，秋世显的工作开展得很好，在码头、仓库发展了不少的工人。
1940年2月13日，秋世显来到寺儿沟丁兰盛家，亲自配制了放火药。然后到马有佐家，将发火药交给了行动队员于守安。
当晚，于守安顺利地潜入大连码头137马粮草仓库以及305号马粮草及棉花仓库，安装了放火药。午夜，两处仓库同时起火，火烧虽然不大，却烧毁了价值十一万五千元的物资。
2月21日，于守安向秋世显报告，说是码头上新来了二架外国进口的飞机，并主动请战，要求烧毁它。秋世显觉得第二天是正月十五，搞一次大行动，可以振奋一下国人。于是，秋世显和赵国文在丁兰盛家制作了三个放火药，在中午交给于守安。
秋世显对于守安说：“这三个放火药各有用处，一个是烧飞机用的，一个是烧日清油坊用的，还有一个是烧瓜谷油坊用的。”
于守安接过放火药，风趣地说：“明天是正月十五，我就给他来个烈火闹元宵。”
2月22日，正是农历正月十五，于守安将三包放火药放在盛饭的饭盒内，大摇大摆地走进码头。这一天，很安静，日本人虽然不过中国年，但也被大小汉奸请去吃饭。于守安现在已干上勤杂工，这个工作不累，游动性还特别大。他把放火药放在一条麻袋里，拿着扫帚，借打扫过道上的散粮，来到了码头西部41号门北侧的货场附近。他仔细观察，发现过一段时间，日本兵才从岗楼里出来一次。他瞅准机会，迅速爬到飞机底下，把两个放火药放在了飞机的油箱下。中午，码头外不时传来踩高跷、耍龙灯的声音。于守安溜出厂门来到秋世显的住处，又拿了几个刚刚制作的放火药，潜入寺儿沟电车站附近的三泰油坊露天堆积场，往存放那里的军用粮草里放了放火药。半小时后，他又出现在日清油坊露天堆积场。
根据秋世显的安排，于守安在码头外安放的是快速引火装置，目的是让港外的大火掩护港内的火，麻痹敌人，重点破坏飞机。
果然，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，港外就着起火来。干草堆烧着军粮垛，“噼噼啪啪”越烧越旺。
于守安在飞机上放的是慢速引火装置，下半夜一点多钟引发起火。这火是化学品引发的，越烧越旺，救火的人不敢靠近。离远了水龙头又够不着，面对熊熊烈火束手无策。不一会儿工夫，现场只剩下两堆东倒西歪的残骸。
由于总负责人黄振先身为大连、上海、天津的交通员，又常驻大连指导工作，天津地区工作的重担就由石永贵一个人担起。
石永贵不负重望，很快组织起了天津行动队，并发展了于锡政、李玉生、袁顺、陈德禄等一批行动队员。
4月初，石永贵将大家召集到自己住的那处破马架子里，买了些酒肉款待大家。
石永贵端着酒碗激动地说：“弟兄们，你看我们多长时间才能喝一顿酒，多长时间才能吃一顿肉。为嘛我们穷成这样？还不是小鬼子闹的！我们不能让他们消停了！”
“对，跟他干了！”众人纷纷附和道。
石永贵拿出一个破筐，丢掉上面的破布头，将一排小眼药瓶摆在桌上。“弟兄们，从今以后就要靠这个，烧他狗日的一个天昏地暗！”
众人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小药瓶。
4月19日，于锡政携带放火药潜入天津站东货场内放火烧席子堆；4月21日，于锡政潜入东站货场内东侧放火烧毁棉花堆；4月25日，陈德禄潜入天津特别三区日本陆军货物堆积所放火烧毁棉花堆；4月30日，陈德禄再次潜入陆军货场放火烧毁大批军服，一个月下来几次纵火，使日军损失了近百万元的物资。
由石永贵独撑的天津行动队，行动出色、战斗力强，被上级称作“天津组织的活动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程度” .石永贵作为天津行动队的领导人，功不可没。
4月20日，大连，奥町“宏济舞台”门前。
黄振先身着西服像位阔老板，从容地在门前走来走去。不久，一身学生装的秋世显来到他的面前。两人向远处的一条小胡同走去。
黄振先对秋世显说：“小秋，上级决定加强奉天地区的工作，让它和大连地区齐头并进，一同扰乱南满的日军后方基地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怎么样？”
秋世显不情愿地说：“大连的工作正开展得热热闹闹，为什么调我走？”
黄振先说：“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，让你独挡一面，不好么？”
“那，我服从组织的决定。”秋世显答应下来。
“我正式宣布你为奉天地区的负责人，”黄振先说，“以郝子建为基础扩大奉天组织。另外，你马上将你手下的行动队员全部移交给赵国文。”
秋世显这时说道：“我临走前，再一次建议，我们应同时出击，一齐放火。”
4月末，潜入奉天的秋世显已在二经路东纬路107号设置了指挥机关开始工作。并发展了郝子建、王鸿眉等人，又将在安奉线一带独自活动的洪德锡招来，组成奉天行动队。同时，秋世显也亲自潜入奉天被服厂发展骨干分子，准备将其派往抚顺、阜新、辽阳、鞍山等地活动，扩大侦察范围。
5月初，秋世显突然接到上级发来的急电：“因北平组织傅志忱被捕，其有关人郝子建必须警惕。”接到告警电报，秋世显果断地和郝子建断绝了联系，搬到自己的亲戚“满洲国渔业局”职员王鸿眉的家中。
不久，秋世显把目标盯在了大关东飞机场。大关东飞机场，是日军在南满的几个重要飞机场之一，平均每天起降三十多架次飞机。特别是，机场西南有一个专用运输机场跑道，每天运往前线大量的战略物资。
为此，秋世显和洪德锡多次化装成工人在机场附近转悠，侦察机场的情况。有一次，两人甚至爬到了机场跑道的铁丝网前，近距离地观察日军飞机的起降情况。在摸清了机场的基本情况后，秋世显开始命令洪德锡偷运炸药、汽油等爆炸物，准备对机场实施爆破。后来，大连行动队有行动招秋世显去大连，洪德锡不久也回到大连，此次行动遂暂时中止。
1940年5月，日本关东局、大连的日本宪兵、警察已开始知道有一支很有背景的“谋略放火团”，于是，他们派出宪兵、警察、暗探四处出动，疯狂抓人，扩大搜查跟踪范围。为了防止抗日志士从海上潜入大连，日军还实行海员手册制度，并常常在工厂内进行突击性“防谍”演习。日本宪兵在油厂的灰烬中发现了一块没有燃尽的“肥皂”，经化验是燃烧弹，从此检查更加严格，规定工人上班不准带任何东西进厂，无论男女一律脱光衣服检查。
6月，周水子日本陆军仓库。一辆辆军用汽车满载着物资进进出出。据侦察，这里储存着大约五万套毛衣毛裤和大批饼干，如果烧掉它，对延缓日军的冬季攻势大有帮助。黄振先和赵国文商计后，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在周水子仓库做工的行动队员王有佐。
王有佐接到任务后，即高兴又担心。他考虑，日本兵搜查很严，工人们上班不许带任何东西，进厂门一律脱衣检查，放火药是很难带入仓库的。
王有佐朝思暮想，设计的方案推翻了一个又一个，整整想了三天三夜。一日午饭，他将一根大葱放在煎饼上卷起来吃。突然，心中一动，计上心来……
6月14日中午，王有佐借工人回家吃饭之际，买了两张煎饼，一根大葱。他用大葱的上半截夹在煎饼上端，当中夹放火药。上班的笛声响了，他故意拖在最后，待工友们都进了仓库，他才装出急急忙忙的样子奔到仓库门口。
执勤的日军哨兵正要拉大门，见王有佐光着上身，一只手提着裤子，一只手攥着卷未吃完的煎饼气喘吁吁地来到门前，他面带歉意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太君，我的晚了的有？”
哨兵见他这副样子，不耐烦地草草检查一下，就捣了他一枪托，骂道：“偷懒的干活，快快去！”王有佐假装咬了一口煎饼，匆匆向仓库里走去。
毛衣毛裤不容易引燃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王有佐又费了很大心思，在仓库里放置了放火药。夜，黑沉沉，静悄悄。王有佐放进仓库的放火药点燃了毛织品，无声无息地烧光一包又一包。深夜11点20分左右，巡岗哨兵闻到了焦糊气味，就在打开仓库大门的瞬间，大火一下子着了起来。